第六百零二章 十不管(求订阅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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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管太原却管太学,不管防秋却管春秋,不管礮石却管安石,不管肃王却管舒王,不管燕山却管聂山,不管东京却管蔡京,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,不管河东却管陈东,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。”
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《十不管》,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。
而这失望,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。
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,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,社会声望很高。
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,性格刚廉,又富有政治经验,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,肯定能有所作为。
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,到八月初,正好五个月。
这五个月,正是宋国多事之时,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。
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,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。
可是,诸多复杂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问题,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。
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,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——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,要么不及时,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。
比如,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,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,守住黄河防线,但徐处仁不予采纳,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,岂能复来?不宜先自扰以示弱。
其政治眼光之短浅,政治洞察力之暗弱,由此可见一斑。
徐处仁出任宰相,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。
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,资历较浅,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,于是广招贤能,大造声势。
徐处仁初到朝廷时,与吴敏、李纲政见比较一致,大家合作还算顺利。
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。
吴敏年轻气盛,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,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,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,只是说:“依旧例可也。”
徐处仁很看不惯,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,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,被徐处仁视为叛徒,因此,两人开始明争暗斗。
慢慢的,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,每次开会议事,二人都互相诋訾,互相拆台。
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,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。
徐处仁审查名单时,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。
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(即都堂),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。
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,就激烈争论起来。
当时,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。
一怒之下,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,正中吴敏面额,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。
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,影响很坏。
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,由他们取而代之。
因此,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,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。
李回上奏说:
“太宰徐处仁,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。自金人退师,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,提拔为太宰。然而,其器局凡陋,不识大体,智识滞暗,不通时变,完全不能领导百官。少宰吴敏,其实是蔡京死党。其在相位,悉效蔡京,意在专权固宠。徐处仁与吴敏不和,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。现今,金人猖獗,重兵压境,河东之役师老粮匮,天下之忧日甚一日。徐处仁与吴敏,误国负恩,罪在不赦。伏望陛下亟罢二奸,别图任用。”
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,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,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,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,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,并做好各种预案,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。
然而,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,重视不够,措置无方,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。
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《春秋》课程,又说王安石《三经新义》都是邪说,等等,皆非当时之先务。
另外,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,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。
作为宰相,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,至少,以他们之才,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,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。
很快,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等人掌权了——唐恪升为少宰,因为没有太宰(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),唐恪就属于是宰相。聂山同知枢密院事。耿南仲为尚书左丞。
新任宰相唐恪,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,历任县尉、知府、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。
他是从基层干起,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。
宣和元年五月,东京城遭暴水淹没,情况十分危急,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。
有人建议决南堤,以纾解宫城之水患。
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,他说:“水涨堤坏,淹没居民,此无可奈何,今决而浸之,是鱼鳖吾民也。”
唐恪不顾个人安危,乘坐小舟,现场勘察暴水实情,以求因势利导。
最后决金堤,将暴水注之黄河。
不到半月,京城水退,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:“宗庙社稷获安,卿之力也。”
此次治水,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。
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,唐恪在杭州任知州。
李邦彦举荐他回京,任同知枢密院事,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。
他回京后,赵桓决定重用,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
当时,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,致力于揭批“六贼”,希望改革时弊,拨乱反正。
唐恪对此不以为然,他对赵桓说:“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,今日边事甚急,应先讨论边事。言者不顾大体,纠缠于从前之事,以快一时之愤,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?蔡京、蔡攸、王黼、童贯之徒,既已贬斥在外,姑且可已矣。他日边事既定,然后告知道君,请下一诏书,与天下共弃之,其谁曰不可?”
可以说,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。
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,于是,在免去徐处仁、吴敏宰相后,拜唐恪为少宰。
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,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,敢于担当,挽救时局。
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,班子其他成员为:何栗任中书侍郎、耿南仲为尚书左丞、陈过庭为尚书右丞、李纲知枢密院事(仅挂名而已)、聂昌(赵桓给聂山改的名)同知枢密院事。
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,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,仍然争论不休。
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,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,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,并可便宜行事。然而时间不长,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,于是改变看法,转而赞同议和。
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,自始至终力主议和。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,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,以换取两国和平。如果金人不同意,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。在他看来,战则必亡。
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,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,他说:“三镇,国之根本,奈何一旦弃之?况金人变诈罔测,安能保其必信?割亦来,不割亦来!”
唐恪审时度势之后,最终也选择了议和。
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,战和不定,一会战,一会和。
在这个危急时刻,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,如此一来,搞得整个宋国更加乱七八糟。
在这样的环境之下,就算有心做事,也难以做事。
就以李纲为例。
李纲被吴敏等人排挤出朝廷之后,本欲练支精兵与金军决战。
可朝廷隔过李纲直接指挥各军将领让他们出战,然后战败,令李纲心灰意冷!
李纲消极地滞留在怀州,按兵不动,每天与幕僚邹柄、张牧高谈阔论。
诸将若要向李纲汇报事情,需先请示邹柄和张牧。
将士们因此对李纲颇有怨言。
后来,吴敏被罢免,朝廷中的人都说,吴敏是蔡氏党羽,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。
这让李纲无法接受。
李纲认为,这一定是唐恪、耿南仲、聂昌这帮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,蒙骗了赵桓。
同时,李纲也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,他觉得不久之后,自己也很可能步吴敏的后尘。
因此,早已经意兴阑珊了的李纲,去意已定。
李纲在朝廷时,就不仅与唐恪、耿南仲、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,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格格不入。
所以,与其被勒令罢官,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。
然而,对于李纲的请辞,赵桓皆不批。
李纲并不死心,他连续上奏,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,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,若不罢职,肯定会耽误国事。
李纲在奏章中还特别提及赵桓的榻前之语。
当初,李纲本不想当河东宣抚使领兵去救援太原,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兵,胜任不了这个职务。
可赵桓非让李纲当,非让李纲去,而当时从主战派倒向主和派的吴敏也想将主战的李纲踢出朝廷。
所以,李纲在不情愿之下,接受了河东宣抚使之职。
不过临离京之前,李纲和赵桓有个约定。
赵桓为让李纲出任河东宣抚使,领兵前去解围太原,曾将李纲招至榻前,向李纲承诺:“卿替朕巡视完边防,就可回朝。”
李纲则请求说:“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,则臣应请求去职,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,以保持君臣之情义。”
现在,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又转变为议和。
当初李纲所担心的“决议不坚定”之情况,已经出现。
赵桓理亏,只好答应李纲的请求,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巡边,前去怀阳,与李纲交割宣抚司职事,同时,命李纲回京赴阙,并让他沿黄河岸边巡视防守之准备情况。
李纲接到诏令后便离开怀阳,启程回京。
可李纲刚走到封邱(后世河南封丘),忽然得到尚书省劄子,说皇上有旨,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,令他不必回京,可直接前往扬州赴任。
赵桓突然改变主意不让李纲回京,是有原因的。
因为目前的大宋已经乱成一团,而且政令、指责混乱,以至于,太原城都丢了一个来月,赵桓才知道消息。
赵桓认为,这是李纲救援不利造成的,而且李纲还不及时上报。
墙倒众人推,加上李纲一系又都倒台,再加上屡战失利,战已经不太现实了,所以,开始有人弹劾主战的李纲。
中书舍人刘珏说李纲,轻脱寡谋,强执自任,前后败师覆将非一,数有败衄,以致士气益沮丧,金人益嚣张,且耗财疲民,难道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?
如果说刘珏说得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,那么另一个大臣所奏,则显然是歪曲事实另有图谋。
那个大臣在奏疏中历数李纲十大罪状,直接掀起了一场揭批李纲的浪潮。
简单一点说,那人指责李纲,无才,是蔡门党羽,贪功让姚平仲出战,鼓动太学生上书逼宫,担任守御使时滥赏,包庇蔡攸,为蔡京抱打不平,排斥同僚,以蜡书付金使妄结耶律余睹,抗命不去担任宣抚使,救援太原不利。
那人所说的事,不少都是赵桓所主张的,有些甚至跟李纲一点关系都没有,结果全都扣到李纲头上。
赵桓对此其实很清楚,可他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知扬州一职,令其前往杭州,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。
可宋国的那些大臣们还不满意,继续揭批李纲。
实话实说,对李纲的这些指责,不少其实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。
可有些情况并不是李纲能左右的。
无论从战略部署来看,还是从战场指挥来看,宋国目前在军事上都是一片混乱,一塌糊涂,乱七八糟。
现在,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将这种混乱的责任一股脑的全都推到了李纲身上,似有让李纲背下所有黑锅之意。
赵桓知道李纲冤,可赵桓见弹劾李纲的人太多,加上李纲的确救援太原不利,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的一切职务,只提举杭州洞霄宫;邹柄、张牧也一同免职,差往别处。
然而,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对此仍不满意。
他们继续揭批李纲,而且又重新网罗了李纲十大罪状,非要给李纲治罪不可,非要将李纲批倒、批臭不可。
赵桓又一次妥协,下旨责授李纲保静军节度副使,安置到建昌军(今江西南城)。
李纲不服,上书辨雪,又遭到臣僚们的猛烈攻击。
赵桓再下旨,将李纲安置到更远一点的宁江军(今重庆奉节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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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管太原却管太学,不管防秋却管春秋,不管礮石却管安石,不管肃王却管舒王,不管燕山却管聂山,不管东京却管蔡京,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,不管河东却管陈东,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。”
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《十不管》,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。
而这失望,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。
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,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,社会声望很高。
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,性格刚廉,又富有政治经验,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,肯定能有所作为。
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,到八月初,正好五个月。
这五个月,正是宋国多事之时,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。
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,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。
可是,诸多复杂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问题,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。
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,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——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,要么不及时,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。
比如,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,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,守住黄河防线,但徐处仁不予采纳,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,岂能复来?不宜先自扰以示弱。
其政治眼光之短浅,政治洞察力之暗弱,由此可见一斑。
徐处仁出任宰相,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。
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,资历较浅,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,于是广招贤能,大造声势。
徐处仁初到朝廷时,与吴敏、李纲政见比较一致,大家合作还算顺利。
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。
吴敏年轻气盛,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,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,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,只是说:“依旧例可也。”
徐处仁很看不惯,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,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,被徐处仁视为叛徒,因此,两人开始明争暗斗。
慢慢的,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,每次开会议事,二人都互相诋訾,互相拆台。
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,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。
徐处仁审查名单时,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。
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(即都堂),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。
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,就激烈争论起来。
当时,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。
一怒之下,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,正中吴敏面额,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。
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,影响很坏。
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,由他们取而代之。
因此,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,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。
李回上奏说:
“太宰徐处仁,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。自金人退师,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,提拔为太宰。然而,其器局凡陋,不识大体,智识滞暗,不通时变,完全不能领导百官。少宰吴敏,其实是蔡京死党。其在相位,悉效蔡京,意在专权固宠。徐处仁与吴敏不和,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。现今,金人猖獗,重兵压境,河东之役师老粮匮,天下之忧日甚一日。徐处仁与吴敏,误国负恩,罪在不赦。伏望陛下亟罢二奸,别图任用。”
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,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,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,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,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,并做好各种预案,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。
然而,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,重视不够,措置无方,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。
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《春秋》课程,又说王安石《三经新义》都是邪说,等等,皆非当时之先务。
另外,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,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。
作为宰相,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,至少,以他们之才,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,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。
很快,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等人掌权了——唐恪升为少宰,因为没有太宰(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),唐恪就属于是宰相。聂山同知枢密院事。耿南仲为尚书左丞。
新任宰相唐恪,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,历任县尉、知府、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。
他是从基层干起,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。
宣和元年五月,东京城遭暴水淹没,情况十分危急,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。
有人建议决南堤,以纾解宫城之水患。
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,他说:“水涨堤坏,淹没居民,此无可奈何,今决而浸之,是鱼鳖吾民也。”
唐恪不顾个人安危,乘坐小舟,现场勘察暴水实情,以求因势利导。
最后决金堤,将暴水注之黄河。
不到半月,京城水退,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:“宗庙社稷获安,卿之力也。”
此次治水,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。
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,唐恪在杭州任知州。
李邦彦举荐他回京,任同知枢密院事,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。
他回京后,赵桓决定重用,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
当时,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,致力于揭批“六贼”,希望改革时弊,拨乱反正。
唐恪对此不以为然,他对赵桓说:“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,今日边事甚急,应先讨论边事。言者不顾大体,纠缠于从前之事,以快一时之愤,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?蔡京、蔡攸、王黼、童贯之徒,既已贬斥在外,姑且可已矣。他日边事既定,然后告知道君,请下一诏书,与天下共弃之,其谁曰不可?”
可以说,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。
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,于是,在免去徐处仁、吴敏宰相后,拜唐恪为少宰。
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,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,敢于担当,挽救时局。
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,班子其他成员为:何栗任中书侍郎、耿南仲为尚书左丞、陈过庭为尚书右丞、李纲知枢密院事(仅挂名而已)、聂昌(赵桓给聂山改的名)同知枢密院事。
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,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,仍然争论不休。
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,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,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,并可便宜行事。然而时间不长,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,于是改变看法,转而赞同议和。
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,自始至终力主议和。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,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,以换取两国和平。如果金人不同意,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。在他看来,战则必亡。
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,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,他说:“三镇,国之根本,奈何一旦弃之?况金人变诈罔测,安能保其必信?割亦来,不割亦来!”
唐恪审时度势之后,最终也选择了议和。
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,战和不定,一会战,一会和。
在这个危急时刻,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,如此一来,搞得整个宋国更加乱七八糟。
在这样的环境之下,就算有心做事,也难以做事。
就以李纲为例。
李纲被吴敏等人排挤出朝廷之后,本欲练支精兵与金军决战。
可朝廷隔过李纲直接指挥各军将领让他们出战,然后战败,令李纲心灰意冷!
李纲消极地滞留在怀州,按兵不动,每天与幕僚邹柄、张牧高谈阔论。
诸将若要向李纲汇报事情,需先请示邹柄和张牧。
将士们因此对李纲颇有怨言。
后来,吴敏被罢免,朝廷中的人都说,吴敏是蔡氏党羽,是蔡攸安插在朝廷的心腹。
这让李纲无法接受。
李纲认为,这一定是唐恪、耿南仲、聂昌这帮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,蒙骗了赵桓。
同时,李纲也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,他觉得不久之后,自己也很可能步吴敏的后尘。
因此,早已经意兴阑珊了的李纲,去意已定。
李纲在朝廷时,就不仅与唐恪、耿南仲、聂昌等宰执大臣道不相同,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格格不入。
所以,与其被勒令罢官,还不如自己主动辞官。
然而,对于李纲的请辞,赵桓皆不批。
李纲并不死心,他连续上奏,反复诉说自己才力不能胜任,还说自己最近得了一种昏愦之病,若不罢职,肯定会耽误国事。
李纲在奏章中还特别提及赵桓的榻前之语。
当初,李纲本不想当河东宣抚使领兵去救援太原,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知兵,胜任不了这个职务。
可赵桓非让李纲当,非让李纲去,而当时从主战派倒向主和派的吴敏也想将主战的李纲踢出朝廷。
所以,李纲在不情愿之下,接受了河东宣抚使之职。
不过临离京之前,李纲和赵桓有个约定。
赵桓为让李纲出任河东宣抚使,领兵前去解围太原,曾将李纲招至榻前,向李纲承诺:“卿替朕巡视完边防,就可回朝。”
李纲则请求说:“万一朝廷决议不坚定,则臣应请求去职,陛下应明察臣之忠心,以保持君臣之情义。”
现在,朝廷对金国外交方针已由抗战又转变为议和。
当初李纲所担心的“决议不坚定”之情况,已经出现。
赵桓理亏,只好答应李纲的请求,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身份巡边,前去怀阳,与李纲交割宣抚司职事,同时,命李纲回京赴阙,并让他沿黄河岸边巡视防守之准备情况。
李纲接到诏令后便离开怀阳,启程回京。
可李纲刚走到封邱(后世河南封丘),忽然得到尚书省劄子,说皇上有旨,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,令他不必回京,可直接前往扬州赴任。
赵桓突然改变主意不让李纲回京,是有原因的。
因为目前的大宋已经乱成一团,而且政令、指责混乱,以至于,太原城都丢了一个来月,赵桓才知道消息。
赵桓认为,这是李纲救援不利造成的,而且李纲还不及时上报。
墙倒众人推,加上李纲一系又都倒台,再加上屡战失利,战已经不太现实了,所以,开始有人弹劾主战的李纲。
中书舍人刘珏说李纲,轻脱寡谋,强执自任,前后败师覆将非一,数有败衄,以致士气益沮丧,金人益嚣张,且耗财疲民,难道可不加黜责以示惩戒乎?
如果说刘珏说得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,那么另一个大臣所奏,则显然是歪曲事实另有图谋。
那个大臣在奏疏中历数李纲十大罪状,直接掀起了一场揭批李纲的浪潮。
简单一点说,那人指责李纲,无才,是蔡门党羽,贪功让姚平仲出战,鼓动太学生上书逼宫,担任守御使时滥赏,包庇蔡攸,为蔡京抱打不平,排斥同僚,以蜡书付金使妄结耶律余睹,抗命不去担任宣抚使,救援太原不利。
那人所说的事,不少都是赵桓所主张的,有些甚至跟李纲一点关系都没有,结果全都扣到李纲头上。
赵桓对此其实很清楚,可他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知扬州一职,令其前往杭州,以观文殿学士身份提举杭州洞霄宫。
可宋国的那些大臣们还不满意,继续揭批李纲。
实话实说,对李纲的这些指责,不少其实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。
可有些情况并不是李纲能左右的。
无论从战略部署来看,还是从战场指挥来看,宋国目前在军事上都是一片混乱,一塌糊涂,乱七八糟。
现在,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将这种混乱的责任一股脑的全都推到了李纲身上,似有让李纲背下所有黑锅之意。
赵桓知道李纲冤,可赵桓见弹劾李纲的人太多,加上李纲的确救援太原不利,还是下旨免去李纲的一切职务,只提举杭州洞霄宫;邹柄、张牧也一同免职,差往别处。
然而,宋国的那些大臣们对此仍不满意。
他们继续揭批李纲,而且又重新网罗了李纲十大罪状,非要给李纲治罪不可,非要将李纲批倒、批臭不可。
赵桓又一次妥协,下旨责授李纲保静军节度副使,安置到建昌军(今江西南城)。
李纲不服,上书辨雪,又遭到臣僚们的猛烈攻击。
赵桓再下旨,将李纲安置到更远一点的宁江军(今重庆奉节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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