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一章 · 3_58
“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。你不是要个男孩吗?”
“不要,”我说。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。他倒提起他的双脚,拍打他。我并不等着看结局。我走到走廊上。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。我进了通看台的门,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。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,招手叫我下去。我摇摇头。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。
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。她那样子像个死人。她的脸孔,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,是灰色的。在下面的灯光下,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、被钳子扩张的、边沿厚厚的切口。另有一位医生,罩着面罩,在上麻药。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。这简直像张“宗教裁判”〔1〕的图画。我现在看着,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,不过还是没看的好。人家起初怎么动刀,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,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,手法迅速熟练,好像鞋匠在上线,看得我心里高兴。切口缝好后,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,过了一会儿,医生出来了。
〔1〕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,用苦刑逼口供,惨无人道。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。
“她人怎么样?”
“她没事。你看了没有?”
他神情疲惫。
“我看你缝好的。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。”
“你这么想吗?”
“是的。疤痕会不会平下来?”
“哦,会的。”
过了一会儿,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,迅速推下走廊,进了电梯。我也跟了进去。凯瑟琳在哼叫。到了楼下,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。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。房间里有名护士。我站起来站在床边。房间里很暗。凯瑟琳伸出手来。“哈啰,亲爱的,”她说。她的声音细弱疲乏。
“哈啰,亲爱的。”
“婴孩是男是女?”
“嘘——别讲话,”护士说。
“是个男孩。又长又宽又黑。”
“他没事吧?”
“没事,”我说。“他很好。”
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。
“我非常疲乏,”凯瑟琳说。“而且方才痛得要命。你好吧,亲爱的?”
“我很好。别讲话了。”
“你待我真好。哦,亲爱的,我方才可痛极了。他长得怎么样?”
“像只剥了皮的兔子,蹙起脸来的老头儿。”
“你得出去了,”护士说。“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。”
“我在外边等吧,”我说。
“出去搞点东西吃。”
“不。我就在外边等。”我吻吻凯瑟琳。她人很灰白,很衰弱,很疲乏。
“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?”我对护士说。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。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。
“婴孩怎么啦?”我问。
“难道你不知道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没活下来。”
“他死了吗?”
“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。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。”
“原来他死啦。”
“是的。说来太可惜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。我本以为你知道了。”
“我不知道,”我说。“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。”
我找张椅子坐下,椅前有张桌子,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。我望望窗外。什么也看不见,只有一片黑暗,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。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。孩子死了。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。但是在那房间里,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?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,开始呼吸。我没有宗教信仰,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。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?他没有呼吸过。他根本没有活过。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。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。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。可能早闷死了。可怜的小孩子。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。不,我没有这么希望过。不过,早闷死了倒也爽快,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。现在凯瑟琳要死了。这是你造成的。你死啦。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。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,告诉你一些规则,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,即刻杀死你。〔2〕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,就像艾莫死去那样。或者使你患上梅毒,像雷那蒂那样。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。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。你等着吧,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。
〔2〕作者借棒球戏来象征人生的残酷,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。棒球戏中一个基本活动是偷垒,如偷不成就被逼出局。
落·霞^小·说
我有一次野营,加一根木柴在火上,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。木柴一烧起来,蚂蚁成群地拥向前,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,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。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,就掉到火里去。有几只逃了出来,身体烧得又焦又扁,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,接着又往尾端爬去,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,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。我记得当时曾想,这就是世界的末日,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,从火中抽出木柴,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。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,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,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。然后再掺水在内。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。
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,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。护士并没有出来,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,悄悄地开了门,探进头去。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,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,房间里一片黑暗。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,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,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。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,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。
“她怎么样?”我问。
“她没事,”护士回答。“你该去吃晚饭,饭后你要来再来吧。”
我走下长廊,下了楼梯,出了医院的门,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,找那咖啡店。咖啡店里灯光明亮,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。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,一名侍者走过来,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,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。老头儿正在喝啤酒,看晚报。我坐下了,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。
“红烧小牛肉——可是卖光了。”
“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?”
“火腿蛋,干酪鸡蛋,或者酸泡菜。”
“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,”我说。
“对啦,”他说。“对啦。中午你吃了酸泡菜。”他是个中年人,头顶上秃了,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。他的脸很和气。
“你吃什么呢?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?”
“火腿蛋吧,”我说,“还有啤酒。”
“一小杯淡的?”
“是的,”我说。
“我记得你中午也喝了一杯淡的,”他说。
我吃火腿蛋,喝啤酒。火腿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——火腿在下,鸡蛋在上。菜很烫,我吃了一口,赶紧喝些啤酒,凉凉嘴巴。我肚子饿,叫侍者再端一客来。我喝了好几杯啤酒。我什么都不想,只是看对座客人的报。报上说英军阵地给突破了。那人一发觉我在读他那份报纸的反面,就把报纸折了起来。我本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,可是思想不能集中。咖啡店里很热,空气浑浊。桌子边的客人,大多彼此认识。有几桌在打纸牌。侍者忙着从酒吧那边端酒到桌上来。两个客人走进来,找不到位子坐。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。我又叫了一杯啤酒。我还不想走哩。回医院太早。我努力什么都不想,保持十分镇静。那两个人站了一会,看不见有人要走,只好走了出去。我又喝了一杯啤酒。我的面前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。我对座那人脱下眼镜,把它放进眼镜盒子,然后把报纸折好,放进口袋,现在双手捧着酒杯,望着店里的人们。忽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。我叫侍者来付了账,穿上外衣,戴上帽子,就往门外走。我在雨中赶回医院。
到了楼上,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。
“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,”她说。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。
“出了什么事?”
“亨利夫人刚出过血。”
“我可以进去吗?”
“不,还不可以。医生在里边。”
“有危险吗?”
“很危险。”护士走进房去,把门关上。我坐在外边走廊上。我心里万念俱灰。我不思想。我不能想。我知道她就要死了,我祈祷要她别死。别让她死。哦,上帝啊,求求你别让她死。只求你别让她死,我什么都答应。亲爱的上帝,求求你,求求你,求求你别让她死。亲爱的上帝,别让她死。求求你,求求你,求求你别让她死。上帝啊,求你叫她别死。只要你别让她死,你说什么我都做。婴孩你已经拿走了,但是别让她死。孩子没有关系,但是别让她死。求求你,求求你,亲爱的上帝,别让她死。
护士开了门,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。我跟她进入房间,我进去时,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。我走到床边。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。凯瑟琳望着我,笑了一下。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。
“可怜的宝贝,”凯瑟琳悄悄地说。她脸色灰白。
“你没事吧,凯特,”我说。“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“我就要死了,”她说;等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憎恨死。”
我抓住她的手。
“别碰我,”她说。我放开她的手。她笑笑。“可怜的宝贝。你要碰就碰吧。”
“你会没事的,凯特。我知道你会没事的。”
“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,以防万一,可是没有写。”
“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?”
“有你在就够了,”她说。过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不害怕。我只是憎恨死。”
“你话别讲得太多,”医生说。
“好的,”凯瑟琳说。
“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,凯特?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?”
凯瑟琳笑笑,“没有。”过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们做的事你不至于再和别的女人做吧?不会把我们的话又重复一遍的吧?”
“永远不会。”
“不过,我还是要你接近女人。”
“我不要她们。”
“你讲得太多了,”医生说。“亨利先生应当出去了。他可以等一会儿再来。你不会死的。别傻了。”
“好的,”凯瑟琳说。“我会夜夜来陪你的,”她说。她讲话非常吃力。
“请你出去吧,”医生说。“你不可以讲话。”凯瑟琳对我眨眨眼,她脸色灰白。“我就在门外边,”我说。
“别担心,亲爱的,”凯瑟琳说。“我一点也不害怕。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。”
“你这亲爱、勇敢而可爱的人儿。”
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。我等了好久。护士出门来,向我走来。
“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,”她说。“我替她害怕。”
“她死了?”
“没有,不过失去了知觉。”
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。他们没法子止血。我走进房去,陪着凯瑟琳,直到她死去。她始终昏迷不醒,没拖多久就死了。
在房外走廊上,我对医生说,“今天夜里,有什么事要我做吗?”
“没什么。没什么可做的。我能送你回旅馆吧?”
“不,谢谢你。我想在这里再呆一会儿。”
“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。我没办法对你说——”
“不必说了,”我说。“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“晚安,”他说。“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?”
“不,谢谢你。”
“手术是唯一的办法,”他说。“手术证明——”
“我不想谈这件事,”我说。
“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。”
他顺着走廊走去。我走到房门口。
“你现在不可以进来,”护士中的一个说。
“不,我可以的,”我说。
“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。”
“你出去,”我说。“那位也出去。”
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,关了门,灭了灯,也没有什么好处。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。过了一会儿,我走出去,离开医院,在雨中走回旅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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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要,”我说。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。他倒提起他的双脚,拍打他。我并不等着看结局。我走到走廊上。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。我进了通看台的门,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。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,招手叫我下去。我摇摇头。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。
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。她那样子像个死人。她的脸孔,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,是灰色的。在下面的灯光下,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、被钳子扩张的、边沿厚厚的切口。另有一位医生,罩着面罩,在上麻药。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。这简直像张“宗教裁判”〔1〕的图画。我现在看着,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,不过还是没看的好。人家起初怎么动刀,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,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,手法迅速熟练,好像鞋匠在上线,看得我心里高兴。切口缝好后,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,过了一会儿,医生出来了。
〔1〕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,用苦刑逼口供,惨无人道。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。
“她人怎么样?”
“她没事。你看了没有?”
他神情疲惫。
“我看你缝好的。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。”
“你这么想吗?”
“是的。疤痕会不会平下来?”
“哦,会的。”
过了一会儿,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,迅速推下走廊,进了电梯。我也跟了进去。凯瑟琳在哼叫。到了楼下,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。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。房间里有名护士。我站起来站在床边。房间里很暗。凯瑟琳伸出手来。“哈啰,亲爱的,”她说。她的声音细弱疲乏。
“哈啰,亲爱的。”
“婴孩是男是女?”
“嘘——别讲话,”护士说。
“是个男孩。又长又宽又黑。”
“他没事吧?”
“没事,”我说。“他很好。”
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。
“我非常疲乏,”凯瑟琳说。“而且方才痛得要命。你好吧,亲爱的?”
“我很好。别讲话了。”
“你待我真好。哦,亲爱的,我方才可痛极了。他长得怎么样?”
“像只剥了皮的兔子,蹙起脸来的老头儿。”
“你得出去了,”护士说。“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。”
“我在外边等吧,”我说。
“出去搞点东西吃。”
“不。我就在外边等。”我吻吻凯瑟琳。她人很灰白,很衰弱,很疲乏。
“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?”我对护士说。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。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。
“婴孩怎么啦?”我问。
“难道你不知道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他没活下来。”
“他死了吗?”
“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。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。”
“原来他死啦。”
“是的。说来太可惜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。我本以为你知道了。”
“我不知道,”我说。“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。”
我找张椅子坐下,椅前有张桌子,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。我望望窗外。什么也看不见,只有一片黑暗,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。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。孩子死了。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。但是在那房间里,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?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,开始呼吸。我没有宗教信仰,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。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?他没有呼吸过。他根本没有活过。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。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。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。可能早闷死了。可怜的小孩子。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。不,我没有这么希望过。不过,早闷死了倒也爽快,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。现在凯瑟琳要死了。这是你造成的。你死啦。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。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,告诉你一些规则,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,即刻杀死你。〔2〕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,就像艾莫死去那样。或者使你患上梅毒,像雷那蒂那样。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。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。你等着吧,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。
〔2〕作者借棒球戏来象征人生的残酷,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。棒球戏中一个基本活动是偷垒,如偷不成就被逼出局。
落·霞^小·说
我有一次野营,加一根木柴在火上,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。木柴一烧起来,蚂蚁成群地拥向前,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,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。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,就掉到火里去。有几只逃了出来,身体烧得又焦又扁,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,接着又往尾端爬去,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,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。我记得当时曾想,这就是世界的末日,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,从火中抽出木柴,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。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,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,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。然后再掺水在内。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。
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,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。护士并没有出来,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,悄悄地开了门,探进头去。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,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,房间里一片黑暗。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,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,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。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,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。
“她怎么样?”我问。
“她没事,”护士回答。“你该去吃晚饭,饭后你要来再来吧。”
我走下长廊,下了楼梯,出了医院的门,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,找那咖啡店。咖啡店里灯光明亮,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。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,一名侍者走过来,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,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。老头儿正在喝啤酒,看晚报。我坐下了,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。
“红烧小牛肉——可是卖光了。”
“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?”
“火腿蛋,干酪鸡蛋,或者酸泡菜。”
“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,”我说。
“对啦,”他说。“对啦。中午你吃了酸泡菜。”他是个中年人,头顶上秃了,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。他的脸很和气。
“你吃什么呢?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?”
“火腿蛋吧,”我说,“还有啤酒。”
“一小杯淡的?”
“是的,”我说。
“我记得你中午也喝了一杯淡的,”他说。
我吃火腿蛋,喝啤酒。火腿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——火腿在下,鸡蛋在上。菜很烫,我吃了一口,赶紧喝些啤酒,凉凉嘴巴。我肚子饿,叫侍者再端一客来。我喝了好几杯啤酒。我什么都不想,只是看对座客人的报。报上说英军阵地给突破了。那人一发觉我在读他那份报纸的反面,就把报纸折了起来。我本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,可是思想不能集中。咖啡店里很热,空气浑浊。桌子边的客人,大多彼此认识。有几桌在打纸牌。侍者忙着从酒吧那边端酒到桌上来。两个客人走进来,找不到位子坐。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。我又叫了一杯啤酒。我还不想走哩。回医院太早。我努力什么都不想,保持十分镇静。那两个人站了一会,看不见有人要走,只好走了出去。我又喝了一杯啤酒。我的面前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。我对座那人脱下眼镜,把它放进眼镜盒子,然后把报纸折好,放进口袋,现在双手捧着酒杯,望着店里的人们。忽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。我叫侍者来付了账,穿上外衣,戴上帽子,就往门外走。我在雨中赶回医院。
到了楼上,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。
“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,”她说。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。
“出了什么事?”
“亨利夫人刚出过血。”
“我可以进去吗?”
“不,还不可以。医生在里边。”
“有危险吗?”
“很危险。”护士走进房去,把门关上。我坐在外边走廊上。我心里万念俱灰。我不思想。我不能想。我知道她就要死了,我祈祷要她别死。别让她死。哦,上帝啊,求求你别让她死。只求你别让她死,我什么都答应。亲爱的上帝,求求你,求求你,求求你别让她死。亲爱的上帝,别让她死。求求你,求求你,求求你别让她死。上帝啊,求你叫她别死。只要你别让她死,你说什么我都做。婴孩你已经拿走了,但是别让她死。孩子没有关系,但是别让她死。求求你,求求你,亲爱的上帝,别让她死。
护士开了门,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。我跟她进入房间,我进去时,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。我走到床边。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。凯瑟琳望着我,笑了一下。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。
“可怜的宝贝,”凯瑟琳悄悄地说。她脸色灰白。
“你没事吧,凯特,”我说。“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“我就要死了,”她说;等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憎恨死。”
我抓住她的手。
“别碰我,”她说。我放开她的手。她笑笑。“可怜的宝贝。你要碰就碰吧。”
“你会没事的,凯特。我知道你会没事的。”
“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,以防万一,可是没有写。”
“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?”
“有你在就够了,”她说。过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不害怕。我只是憎恨死。”
“你话别讲得太多,”医生说。
“好的,”凯瑟琳说。
“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,凯特?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?”
凯瑟琳笑笑,“没有。”过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们做的事你不至于再和别的女人做吧?不会把我们的话又重复一遍的吧?”
“永远不会。”
“不过,我还是要你接近女人。”
“我不要她们。”
“你讲得太多了,”医生说。“亨利先生应当出去了。他可以等一会儿再来。你不会死的。别傻了。”
“好的,”凯瑟琳说。“我会夜夜来陪你的,”她说。她讲话非常吃力。
“请你出去吧,”医生说。“你不可以讲话。”凯瑟琳对我眨眨眼,她脸色灰白。“我就在门外边,”我说。
“别担心,亲爱的,”凯瑟琳说。“我一点也不害怕。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。”
“你这亲爱、勇敢而可爱的人儿。”
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。我等了好久。护士出门来,向我走来。
“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,”她说。“我替她害怕。”
“她死了?”
“没有,不过失去了知觉。”
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。他们没法子止血。我走进房去,陪着凯瑟琳,直到她死去。她始终昏迷不醒,没拖多久就死了。
在房外走廊上,我对医生说,“今天夜里,有什么事要我做吗?”
“没什么。没什么可做的。我能送你回旅馆吧?”
“不,谢谢你。我想在这里再呆一会儿。”
“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。我没办法对你说——”
“不必说了,”我说。“没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“晚安,”他说。“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?”
“不,谢谢你。”
“手术是唯一的办法,”他说。“手术证明——”
“我不想谈这件事,”我说。
“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。”
他顺着走廊走去。我走到房门口。
“你现在不可以进来,”护士中的一个说。
“不,我可以的,”我说。
“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。”
“你出去,”我说。“那位也出去。”
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,关了门,灭了灯,也没有什么好处。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。过了一会儿,我走出去,离开医院,在雨中走回旅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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